汪建中的博客

谁来购买政府豪华办公大楼

一个占地255亩，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2亿元，设施先进，气派堂皇的成都市政府办公大楼要拍卖，这是为什么？谁又来购买？

谁来购买

政府豪华办公大楼

今年7月16日，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召开会议宣布，将把已基本落成的新市政府行政办公中心拍卖，拍卖所得全部捐献给地震灾区。据悉，李春城已要求所有已搬入办公的政府部门全部搬回原址。

这个名为新益州城市广场的行政中心位于成都南部新城中心位置，该项目曾面向全球招标，一举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最终由法国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安德鲁设计，安德鲁的得意之作还包括“巨蛋”——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广州白云机场。

行政中心占地255亩，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2亿元，设施先进，气派堂皇，曾被宣传为成都市新标志性建筑。然而也正因其规模浩大、投资浩繁、设施豪华，从动工到部分交付使用，这座新行政中心一直饱受争议。

5月初，成都市部分行政机关开始悄然搬入新办公区，不过两月余，成都市政府宣布行政机暂缓南迁。成都市委、市政府慎重研究，作出了已南迁市级机关妥善安置，未迁单位暂停南迁，所有已搬的政府部门全部搬回原址，已建成的新行政中心按南部新区产业发展定位妥善处置变现的决定。

成都市委宣传部长何华章表示，据初步估算，地震发生后，仅市县两级财政就面临着数百亿的资金缺口。谈及调整市级机关南迁计划时，他用了“以民生为重”来表述。他说：“汶川大地震改变了我们办事情、做决策的基础。”面对上百万家园损毁、急待安置的受灾群众，解决成都市上百万受灾群众的住房、吃饭问题，解决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配套服务，财政资金缺口都非常大。

      南迁暂缓的消息，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在南部新区购买了房屋的成都市市级机关的公务员们。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反应极为一致“突然”，因为此前他们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拍卖业内人士认为，大楼建筑特点鲜明，设施先进，并且是成都市新标志性建筑，这些都是该标的拍卖的加价因素。
     但拍卖仍有一些不确定的减价因素，一拍卖业内人士介绍说：“该标的以后的用途是买授人考虑的最重要因素。”设想将该标的改造成星级酒店，由于大楼的原本设计是办公楼，那改造费用将非常昂贵。如果将该标的改造成写字楼，改造费用降低了，但由四个大型建筑组合而成的办公区招租难将成为另一难题。

新行政办公中心外观大气而有震撼力。这是一组由6幢呈莲花形高层阶梯建筑组成的建筑，中间呈椭圆形的建筑是“花蕊”，“花蕊”的一侧，是6片“花瓣”，围成一个半圆。远远看去，“花瓣”建筑外面的钢结构，就像“鸟巢”。“花瓣与花瓣”之间错落有致，旁边为气质唯美的会议中心。在玻璃幕墙外面，有一层外形牢固的钢质结构，错落有致地覆盖在“花瓣”侧面。几栋大楼之间，除了明亮的柏油道路之外，随处可见新绿的草坪和树木。
新行政办公中心分为办公区、服务区、绿化景观设施三部分。从外观看，除了悬挂在“花蕊”前的一块国徽和“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外，外人很难看出这里是一个政府办公中心。

中心内，种植着成片的高大银杏，在白色的大楼间显得非常欣悦。一号楼是6片“花瓣”之一，每一片“花瓣”就是一幢办公楼。办公楼的形状，就像一根粗大的柱子，被刀朝“花蕊”方向斜切下去，留下一个斜面。大厅是“柱子”的中心，很空旷，四周就是办公室。由于空间很大，人站在大厅显得十分渺小。

据了解，目前还没有单位和个人来问津购买大楼的事宜。

闲话宠辱不惊

我做不到“宠辱不惊”，也做不到“一惊一咋”。“宠辱不惊”是冷血之人所为的，我不是冷血之人。“一惊一咋”是精神病人表现出的，我还不是精神病人。

闲话宠辱不惊

我总觉得，中国很多成语充满了阿Q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自欺的精神，是一种自我麻醉与自我安慰的精神。人在痛苦得绝望的时候，自我安慰安慰、麻醉麻醉，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心理调节作用。但是，要把这种自我安慰和麻醉作为一种家训、人格规范和行为准则来教育他人，就不好了。不仅不好，甚至有灭绝人性的意味。

比如“宠辱不惊”就是这样的。

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听见别人对你说——要宠辱不惊，把人生荣辱置之度外。当然，我们自己似乎也常常提醒自己要“宠辱不惊”，要“泰然以对”。“宠辱不惊”这四个字，说说是容易的，但要做到“宠辱不惊”，我觉得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首先，我觉得“宠辱不惊”这个成语很模糊，不好量化。因为，什么程度的宠才算是宠？什么级别的辱才称得上辱？这两个问题，我估计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宠和辱的等级划分，实在是不好说。

我说“宠辱不惊”是灭绝人性的，是可以举例来说明的。比如，一对恋人，男子百般宠爱女子，而那女子始终保持着宠辱不惊的心态，对男子的宠爱无动于衷、冷如冰霜、视而不见，甚至哭丧着一张苦瓜脸。我想，这样的恋爱，谈起来是很痛苦的，是很无趣的。如果这样的恋爱都能谈成功，我想那男子一定是天下最傻的傻子。又比如，一女子正被一群流氓侮辱着、轮奸着，而这女子对于流氓的行为是宠辱不惊、心平气和、微笑以对，甚至还听随流氓们胡乱折腾，大有一种横祸临头而我自巍然不动之势。在这样的时候还大讲“宠辱不惊”，实在是一种可笑的迂腐与痴呆。这样的宠辱不惊，流氓们一定是高兴的。还比如，上司觉得你工作很不错，很有成绩，在年底的时候奖励你一万元，而你握着这一万元奖金，对领导说：“领导，你就奖吧，我是宠辱不惊的。”面对你这句话，我估计你的领导会说：“我遇到了一个疯子！”再比如，你的上司认为你不是一条线上的，就百般抵毁你，甚至打击你，降你的职，安排你去做苦力，而此时的你还乐呵呵的，笑眯眯的，一腔闲情看云卷云舒，完全不把沉浮当一回事。这时候，真正开心的，估计不是你，而是你的上司，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处理的是个二百五，是个傻瓜蛋。

所以，我觉得能做到宠辱不惊的，多半是行将枯死的老朽，或者是有智障问题的呆子。这样的老朽和智障人，幽居在结满蛛网的黑暗深处，与世事隔绝，苟延着残喘，于冥冥之中保持的做人的最后尊严和信条。在这样的落魄中，还时时念叨着“宠辱不惊”、“笑看人生”。看来，中国人讲究的“宠辱不惊”，大多如行将枯死的老朽了。

平心而论，“宠辱不惊”不过是弱者和失败者在无可奈何之下的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解嘲罢了。当年西晋文人潘岳首用这个词语时，正是不得意的时候，正是心灵和精神受到双重失落的时候。那些平步青云或仕途浩荡的人，有谁在念叨“宠辱不惊”呢？所以我说，“宠辱不惊”是一种阿Q精神。

我承认，我是凡人，是一介布衣，我无力做到宠辱不惊，也无力做到闲庭信步。要是我突然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或是被提拔为省委书记，我认为我一定会失常，会瞬间变态，我无法做到在“宠辱不惊”中去就任。要是大美人梦露提出要和我过夜，而且又分文不取，我想我会疯掉的，我不会面对梦露小姐的邀请而“宠辱不惊”，更不会把她的妩媚与妖冶置之度外，我会立即屁颠屁颠地狂奔而去，尽情地享受那一晚的良宵。假如比尔盖茨要把自己的资产分一半给我，我更是不会“宠辱不惊”的，我想我会突然膨胀，像所有的暴发户那样膨胀，我想我会用这些钱去购买一个国家，然后自己当国王，再像乾隆皇帝那样饲养上几千个绝美的宫女。如果要高尚一点，我会拿出一部分钱来建几百所学校，尽量把质量搞好，免得被地震再次震垮，免得再死掉那么多孩子。或者，把在这次地震中成为孤儿孤老的人全都养起来，让他们过上和比尔盖茨一样奢侈的生活。

所以，我做不到“宠辱不惊”，也做不到“一惊一咋”。“宠辱不惊”是冷血之人所为的，我不是冷血之人。“一惊一咋”是精神病人表现出的，我还不是精神病人。

有人常说，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话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在生与死之间该咋办？还没死掉的时候，总需要物质、金钱、荣誉、地位和尊严的吧？而这一切，是在“宠辱不惊”的状态下得不到的。当然，我不会超越自己能力的极限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我会尽力去追求，追求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

当我的尊严、荣誉和人格受到侮辱的时候，我会难过，会伤感，我做不到“宠辱不惊”，更是做不到“毫不介意”。我想，我会非常认真地总结经验，掂量得失，给再次起航提供宝贵的借鉴。是的，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宠辱不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而这无稽之谈来自于阿Q精神，可我实在不想当阿Q。

2008年9月2日于弄月斋

华国锋：30年的音符远去了

对今天35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华国锋”不止是个政治家的姓名，更是逝去时代的集体记忆。尽管在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中，华主席已经非常陌生。然而，华国锋仍是应该记忆的人物，因为在其生前，如此多的重大历史惊险集纳于一线，而在其身后，昔日他主政时面临的困扰依然存在：中国何处去？中国怎样走？

华国锋：30年的音符远去了

【转载】

中国昨天为中国改革30年前重要的标志性人物华国锋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现任九位常委，悉数到场为他们的前辈送行。江泽民和朱镕基、李瑞环等退休高官，也前往道别。

87岁的华国锋，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第12天悄然离去。28年前，在他任上，中国曾因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与西方阵营一道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今天，苏联早已消失，驻在阿富汗的，是美国及盟国的军队，而中国则已不再似30年前的黑白分明，小心地在格鲁吉亚事件中，与东西方维持着谨慎的平衡。

上世纪70年代末，华国锋的头像，曾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学校、家庭以及各类活动中出现。今天，在官方举办的遗体告别会上，似乎没有选到一张更清晰的近照——年迈的他面向左前方，微露笑意，穿着中国政坛今天早已少见的中山装。

中国的现任领导者，在华国锋当政时代，或正在基层的单位中，默默无闻，还未等到擢升机会；或刚进入重新招生的高校读书；或离开学校不久，正从杂务做起——那时，他们距离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还有遥远得难以想象的距离。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华国锋都应是标志性的人物。他是中国1949年后第二任最高领导者，也是毛泽东指认的第三个接班人，他指挥的抓捕激进左派的行动，不止让4个当时中国权力核心圈的热门人物突然下狱，也让中国最终舍弃革命式的原教旨主义，走向市场和开放消除了障碍。不过，这位按当时中国政治气候具备合法接班地位的领导人，在1978年其后几年的关键转型时刻中，黯然离任。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经常可在电视上，看到前党中央主席的凝重表情，他的身份已然换成了党的副主席，到后来则只是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按照严格的文字程序给这位已远离政治中心26年的前国家元首做了结论。在新华社公布的生平中，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前，没有加上“伟大”作为定语。生平亦未将其称为“卓越”或“杰出”的领导人，而是以“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白描方式来对华的身份予以界定。

不过，在华国锋生平里，也未有提及他在“两个凡是”方面“所犯错误”，而对华国锋的贡献做了更多强调：“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此种结论，对这位当年推动历史转折的老人所起的历史作用，完全是高调的肯定。

中国媒体在不同角度的文章中，小心翼翼地就华的离去展开报道。华国锋的个人品质被再三提及。媒体引用退休官员谷牧的说法，他是个好人。有媒体用“过渡性人物”来为他的政治地位给予定位。亦有媒体对他在离开权力中心后的生活做过报道——前人国家元首的退休生活低调、朴素，且不妄议朝政。

财经网则于今日临晨发表《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的评价：一、他是一个宽厚的人，不是那种过分追逐个人名利的人。他老老实实，朴朴素素，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工农型的大干部。二、不管他在“两个凡是”问题上、个人崇拜问题上，以及其他具体工作上，要负多么重大的责任，他参与领导粉碎“四人帮”，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单凭这一点，即可以在历史上立得住，他的过失就应该得到谅解。

1949年后的中国，发生过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社会改造运动——城市无所不在的“单位”垄断一切资源，包括个人的隐私和内心；农村曾经持续上千年的精英阶层被彻底铲除，社会结构被翻晒了大饼；意识形态的冲撞，不惜四处为敌，自我封闭——一切以“革命”之名重新解构，革命的浪漫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四处冲撞。临近华国锋时代，这场曾被西方左派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运动已然到了苍黄的尾声。

华国锋的历史价值，体现于他在关键时刻，下令逮捕了激进的“四人帮”，这为其后的改革开启，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其后发生的深刻调整，正赶上最近一轮全球化的早班车。革命时代带入中国政治棋盘的华国锋不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面前是小字辈，在邓小平、叶剑英面前亦是如此。他在后毛泽东时代迟疑于变革的态度，既令那些在激进的冲击中，受到各种政治迫害的资深革命家们感到焦躁，也让那个转型前夜面对破旧山河，急于寻求变化的年轻人失望。

华国锋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代表，他们笃信革命能带给中国开天辟地的变化；但不想个人独断式行政日益颟顸，而原教旨式的治国，不仅紊乱了正常的演进，也成为变革的桎梏；封闭的体制，堵塞了真实信息的获取与判断，以至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的高级干部们开始出访西方，发现世界的变化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四个现代化”是华国锋时代就提出的口号。这足可证明他接纳现代的决心和意愿。当然，当时的中国，所能想到的是吹糠见米的方法——进口现代化的设备。没有体制的变革，这些机器和晚清时代的洋枪洋炮一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

华国锋的主帅位置，在实质上被邓小平取代，其法律上的地位，则由胡耀邦接替。和之前的充满冲突的交接不同，华国锋平和地离开核心，从公众的视野之中消失。他经历过波诡云谲的1980年代以及两位“一把手”的离任；他经历过险些倒退的1990年初，以及之后高速增长的黄金周期。最后，他在不寻常的2008年离去。

细心的财经杂志注意到，华国锋在已故中共“一把手”中，最为长寿。
过去20余年间，中国媒体上，几乎听不到这位老人的声音；他的名字，则在各种回忆和对话中出现，成为中国转折期的重要符号。

直到晚年，白发苍苍的华国锋仍然坚持每年去毛泽东的陵寝前鞠躬。陵寝外的中国，早已不是1976年权力易手时的情形。昔日在他担任党主席期间，从金门游向大陆的台湾年轻人林毅夫，现已在遥远的华盛顿，任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从前愤激而令权力层不安的的知识群体，很多在今日被认为是稳定主流的精英；而在向他哀悼的名单中，包括从殖民地回归的香港和澳门的特首，以及奋斗海外10余年才归国的非中共要员万钢。

原文地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1693&page=1

还有多少汉字不被过滤？

两千年前，我们有秦始皇在那里焚书坑儒、绞杀百家、诛灭思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互联网管理机构在那里继承秦始皇的遗志，为互联网修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还有多少汉字不被过滤？

     这些年来，我分别在新浪网、搜狐网、百度网、天涯社区、红袖添香、诸子网、笑言天涯、博联社等网站开设了自己的博客。
    在这些网站中，新浪网、搜狐网、百度网、天涯社区属于综合性的网站。红袖添香、诸子网、笑言天涯等属于文学类的网站。
    从2007年以来，我在那些综合性网站给自己的博客添加文章时，经常被弹出的窗口告知：“含有敏感词汇，待审核。”而那些“待审核”的文章，通常是不被通过的，也就是被毙掉了。
    在新浪被“毙掉”文章时，新浪还算客气，会告知说：“你的文章已经被删除进了垃圾箱，给你带来不便，表示歉意。”
    在百度被毙掉的文章，百度没有新浪客气，连被删除进垃圾箱的告知也没有一句。
    在天涯社区被毙掉文章时，天涯社区也没有新浪客气，依然像百度那样蛮横和霸道，根本不告知一声，就让文章石沉大海了。
    相比之下，那些文学网站要相对好一点，没有对“敏感词”进行过滤，不会“自动删除”我的文章。但是，在事后，被某个很有责任感的编辑发现了，编辑会发来一条极短的消息，说：“网络管理和审查严格，你的文章只好删除了。”从那些编辑的口气看，他们是否也很为难，也很无奈，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个别文章虽“蒙混过关”了，但那些所谓“敏感词”，就被打成××了。
    对于那些被打成××的“敏感词”，我是知道的，它们分别是：“地震灾区学校”、“死难学生家长讨说法”、“地震中死亡的学生”、“奥运会”、“刘翔”、“奥运期间上访”、“藏独”、“疆独”、“彭州化工污染”等等。
    我看过我的文章，也站在党国的立场作过深刻的自我检查，我坚信我的文章不是恐怖分子的言论，也没有泄露国家机密（我没有机会和信息来源泄露国家机密）。比如我近期写的《阳奉阴违的几种表现形式》一文，就被新浪两次删除，而此文在百度网，根本就发不出去，直接就被毙掉了。在天涯社区，也直接就被删除了，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如果说这些词汇含有政治的“敏感性”，那么，在百度网，就连“性感”、“加盟”等词语也不被通过。在百度网，这些词语通不过，就意味着整篇文章就被毙掉。而百度网在毙掉这些文章时，根本不告知你，像一个蛮横的专制者那样武断地给枪毙了。
    对于互联网上言论的管理、检查、审核，其他国家也严格，但中国似乎是最严格的。究其原因，当然是为了安定、和谐和便于统治。
    两千年前，我们有秦始皇在那里焚书坑儒、绞杀百家、诛灭思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互联网管理机构在那里继承秦始皇的遗志，为互联网修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互联网这个最具国际性和全球特色的媒介，因为有这道“长城”，而成了闭关自守的一个虚拟领地。在这个虚拟的领地里，我们好像只能说说市井太婆常说的那些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在这一的情形下，我们只能在互联网上强装笑颜，去欢呼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去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
    如今，作为一个想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人，我真不知道还有多少汉字可以使用，更不知道将有哪些汉字会被过滤？甚至不知道我还应不应该有一点思想和独立精神？！
    我想，如果我没有一点儿思想了，我还是一个人吗？还是一个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吗？如果不是人了，那我只有向在这次大地震中存活下来的“猪坚强”同志看齐了，或者成为共和国“猪坚强”中的一员。这样，人们就有更多的猪肉可吃，国家将更加稳定、和谐，人民也更加富裕、美满，乃至嘴角流油了。
    然而，我毕竟不是一头吃了就睡或睡醒就吃的猪。从我的外形、基因和所受的教育来看，我的确是个人啊，而且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
    但是，那些个网管似乎故意要我变成一头猪，在他们看来，我成为猪了，那些有思想的人统统变成猪了，他们就踏实了，就可以向主子邀功了，就可以得到赏赐了。

    据了解，在中国上网，从输入网址到网页最终显示，有四个审查的环节：
    1.DNS过滤。DNS是域名服务器的缩写，它的作用是将域名转换成IP地址，这被称为地址解析。在中国，有些网站的IP地址是不被解析的，会显示“Sitenotfound”（网站找不到）的提示。另一情况是，给出错误的IP地址，比如访问google的时候，却会显示百度。
    2.IP地址黑名单。当你从DNS服务器得到正确的IP地址后，系统会检查这个IP地址是否在黑名单中。如果是的，那么将出现“Theconnectionhasbeenreset”（连接被重置）的提示。
    3.url过滤。鉴于某些网站会经常改变IP地址，所以会直接禁止它们的网址。当你的url中含有这些网址时，也会显示“连接被重置”。
    4.内容过滤。每一个网页的具体内容也是被审查的，一旦其中包含违禁词语，连接会立刻被重置。具体表现是，网页只显示了一半，然后突然就断了，怎么刷新也不出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系统会自动将你的IP与对方IP之间的联系切断1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步过滤是双向的，从国外访问国内的网页，也会被内容过滤。另外，它对电子邮件也有效，所以Email里如果包含敏感词语，往往无法发送到国外，一定要用加密邮件才行。
    违禁的IP地址都会被记录下来，那些经常违禁的地址，最后会出现在政府的名单上。

2008年9月1日于弄月斋

千年茅屋

从唐至清，有近七十位诗人留下了多达一百余首吟咏草堂的诗。这些诗人中，有岑参、薛涛、苏轼、黄庭坚、陆游、杨慎等。现当代吟咏草堂的诗及诗人就不计其数了。如此众多重量级的文人，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发自内心的敬慕之情，流注给一座简陋得难敌风雨的茅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千年茅屋

一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建筑有很多，历千年的荣辱兴衰而不坍不毁的也实在不少，但一一拆开来看，就感到，很少有哪一种建筑能够独立出来，让历朝历代的文人们长久地为之倾心和迷醉。另外，除文人以外的各种人，也异口同声地声称：“不亲临那里，等于白去了那地方”的，就更少了。再就是，那一处建筑虽已消失千年，但仍然使人强烈到非要去踏一踏那泥土、看一看那废墟、摸一摸那衰草不可的，就更是少得让人深感中国的寂寞了。
    是的，中国太寂寞了，尽管有五千年的灿烂，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与肥沃，尽管有开封、有洛阳、有长安和京华等地的深宫大院，但真正能让历代的文人们都有归属感、都有负重感的建筑，又隐潜在何处？在这深深的寂寞中，即便把天下的栏杆拍遍，即便将人间的高楼登尽，那也只能是--“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了。
    恕我偏执，在中国众多著名的建筑中，我最乐意去看的，是成都浣花溪旁的草堂。每次步入草堂，心中总回荡着人人皆知的杜甫那几首著名的诗。
    其实，深怀这种偏执的，不只是我，从杜甫之后至今的文人们，都不同程度地有这样的偏执。很多人不只是想去看看或走走，甚至想在那里居住，以求与杜少陵同生死，共命运。明代的著名学者、诗人王嗣奭就表达了他想在草堂长住的愿望：
    今日草堂长作主，
    达人应悟死生齐。
    从唐至清，有近七十位诗人留下了多达一百余首吟咏草堂的诗。这些诗人中，有岑参、薛涛、苏轼、黄庭坚、陆游、杨慎等。现当代吟咏草堂的诗及诗人就不计其数了。如此众多重量级的文人，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发自内心的敬慕之情，流注给一座简陋得难敌风雨的茅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除诗词之外，还有那么多文章，那么多石刻，那么多楹联。在众多的楹联中，我以为，最绝妙的是这样一联了：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清风一草堂。
    在中华大地上过于庞杂的建筑群中，浣花溪畔的草堂究竟是怎样的一处建筑，且让我们走进那座千年茅屋。

二

    实际上，这座茅屋已经消失多年了，取而代之的，是建于1955年的杜甫纪念馆。这个纪念馆，伟岸的构建，幽深的庭院，厚重的色彩，精美的工艺……而这一切，似乎把历代文人们心中的圣地美化了，美化得让人感到陌生。对此，无论是人们用了多大的努力，也难以把一腔旧情与这建筑相融在一起。站在这古典得过分华丽的庭院中，我们完全要产生这样的看法：如果当年杜老先生真是身居于这豪宅之中，就不会有众多文人或非文人到这儿来拜谒的。远远地来到这里，却又见不到心中的茅屋，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失落。
    在无茅屋可身临的落寞中，只有馆藏文物可聊以解忧了。在浏览了多达数万件的馆藏文物与史料后，那千年茅屋的形象就慢慢清晰起来，如显露于苍茫大海的蜃楼，在心中立体出一千二百三十多年前的低矮茅屋。
    杜甫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携妻儿入蜀到成都的。他入蜀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政治上受挫折和打击；二是为避安史之乱；三是蜀中有他的亲戚和好友。
    到成都之前，杜甫曾在长安困顿了长达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他生命中最难于挂齿的十年。公元747年，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杜甫满怀壮志前往应试。然而，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入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他巧玩权术，致使无一人及第。这一沉重的打击，使得踌躇满志的杜甫，破灭了“立登要路津”的强烈愿望。也许，就连杜甫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次长安应试，竟成了他一身苦难漂泊的起点。困顿长安期间，父亲的去世，使杜甫断绝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羁旅，被杜甫写进了一首题为《奉赠韦左丞相丈》的诗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尽管长安的日子异常苦寒，但杜甫渴求入仕的愿望并未消失，他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用。751年，诗人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没有下文，让他苦等了整整四年。诗人毕竟是诗人，一是宁肯痴痴苦等，也不懂如何去打通关节；二是有权势的官又不愿去做，因为不狠心欺诈和鱼肉百姓。这样一来，在755年，他被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仅是一个管理宫宿卫的小官。作为一代诗圣，杜甫似乎注定一生与宦迹无缘，似乎注定一生要“独立苍茫自咏诗”了。长安的仕途断绝后，命运最终把杜甫逼上了颠沛流离的人生苦旅，终于把他彻底地逼向了诗歌，逼向了通向文学圣殿的漫漫长路。这路，寂寞、贫困而又凄清。在经历了逃难、陷贼、遭贬、辗转流离等各种苦难打击后，我们的诗人终于在亲朋友之谊的牵引下，带着妻儿，历尽艰辛，蓬头垢面地到了成都。
    到成都后，杜甫一家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在晨钟暮鼓中，静养人生羁旅的不幸与创伤。这期间，杜甫的老乡、诗人、彭州刺史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使杜甫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而邻里又送他蔬菜等食品。为此，杜甫在诗这样咏道：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
    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杜甫在政治上受挫，在仕途上失意，却时时得到朋友的相助。到成都后，正当他难解寺中的客居愁时，友人尹裴冕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环境与风光都绝佳的地方拟建草堂；正当他为无钱建草堂而发愁时，表弟王十五司马却慷慨解囊，后又得到严武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提携。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朋友的相助，杜甫不会来成都，即便来了，也不会长住。杜甫因朋友之情而来成都，却没有料到，这朋友之情加重了他诗歌创作的亮色，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座让人梦萦的茅屋，又造就了中华诗史的重要驿站，而风采千秋。
    这座茅屋是花了两年时间才建成的，茅屋建好后，诗人高兴得不得了，铺笺取墨，临窗写了一首题为《堂成》的诗：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鸟得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杨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是的，我们的诗人怎能不高兴？他应该高兴，太应该高兴了：他少年壮游吴越，无居所；中年困顿长安，又无温饱；他拖着妻小，四处躲藏，到处奔波，满天下流浪，风风雨雨，饥寒相加。到四十九岁了，才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家，尽管这个家最终还是一座茅屋，且常被风雨所破，常被潮气所袭。
    安理说，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在当时是应该作为国宝来小心翼翼地保护的，是应该作为伟人来无微不至地奉养的，是应该受到推崇、受到尊敬、受到敬仰的，但是，诗人所处的时代，无止尽地利用着他，榨取着他，勒索着他，撕扯着他。诗人无愧于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却太亏待他了，太埋没他了，太作贱他了，甚至太愚弄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有多么顽强的生命，也会被无情地吞没；无论有多么高远的心灵，也会被残酷地击落；无论有多么深切的渴求，也会被野蛮地阻隔。唐朝很繁盛，但诗人的命运却十分凄惨，凄惨成千年的辛酸与苦涩，让后来者总浩叹着中国文人那过于苦难的生命历程和过于悲怆的人生遭遇。
    正是因为这样，在营建自己的家园时，杜甫总是精心倍至，一丝不苟。他要把这茅屋建成自己人生的重要驿站，建成多年漂泊后的精神后园，建成能够静养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灵的卜居。基与这些想法，草堂建成后，他开始大面积扩园及绿化。杜甫毕竟是诗人，文雅到十分可爱的程度，他向朋友索求花草树苗，都以诗代简。一纸绢秀的小楷，满笺绝美的诗句，寄给朋友，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求得几株树苗，栽在自家的后园，添几许绿意。杜老先生的以诗代简，这简直是一种极大的奢侈！随便一纸诗简，对后人来说，都是至宝，不要说给几株树苗，就是给万贯雪花银恐怕也是换不来的。除了在茅屋四周遍栽花草树木外，他还掘井汲水，挖塘养鱼，筑亭垂钓，甚至还养鸟和小动物。杜甫初建草堂时仅占地一亩，以后逐步有所扩展，最后扩展到：“与致溪边十亩阴”，甚至“有竹一顷余”了。如此一收拾，草堂的环境和景色就变得十分幽静宜人，有清澈的流水，葱郁的竹林，茂盛的花草，有栖息在其间的各类鸟禽虫鱼。面对这样静美的卜居环境，杜甫在诗中说道：“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
    可以想见，杜甫在草堂中正过着悠哉游哉的田园生活，这样的田园生活，是他到成都后才获得的，是他奔波了大半生后才拥有的，因此，他异常很兴奋，也很得意，大有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他在一首题为《江村》的诗中，这样叙述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诗，写得轻松优雅、恬淡闲适，但客观的现实生活，并不允许他真的避世下来。由于这段日子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又得不到朋友经常性的资助，在频频揭不开锅的时候，他以至于发出“后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的悲哀叹息。朋友的书信断了，也就无从联系，得不到接济，他的小儿饥饿得脸色都凄凉了，后来甚至贫困到了这样的境地：“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儿子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面对此惨状，五十岁的杜甫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急忙给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杜甫的求援信，依然是诗，就是饿到这样的地步了，我们的诗人仍然在以诗代简：“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想必，远在一百多里外的高适在接到救援诗后，必定有所表示的。
    在漫漫几千年中，中国人的选择总是显得特别古怪，而这种古怪又十分让人悲哀。比如：在政治与诗歌间作选择，在宦官与诗人间作选择，在当时的时代，绝大部分首选的必定是政治与宦官，因为这两样东西极易使人发达。“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诱惑，试问天下有几人能拒绝？相比之下，诗歌及诗人就大受冷落了。如杜甫，即便写尽天下好诗，但终不能解断炊缺衣的愁苦。时代的选择，总是急功近利，但历史，只选择永恒。由此看来，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是十分不幸的，而生活在历史中的杜甫，却是非常有幸的了。
    但生活总是极其现实的，身前实利总是十分实在，身后的功名总是异常虚缈，很多人精于这个道理，因此，“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成为十年寒窗的人生动力。莘莘学子，锥刺股，头悬梁，而隐潜在内心深处的，大多是一幅“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画图。
    按理说，杜甫心中也曾经密藏过这样的图画，但这幅图画的纸张太薄，太不经风雨，太不经折腾，终于碎成生命中难以捕捉的黄粱梦的碎片，转瞬就泯灭得无处找寻。一腔学问，满身才情，旷世诗篇，始终未能给现实中的杜甫带来物质的实惠和温情。因此，漂泊是必然的了，困羁异乡是必然的了，老病缠身就更是必然的了。
    然而，无论怎样穷困潦倒，杜甫心中始终没有失去内份孤傲和高贵，始终在对诗神极度的虔诚中自咏诗。在前后寓居成都的五年多时间里，杜甫竟写下了二百四十多首诗。其中，不少篇什成为中国诗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如：《蜀相》、《恨别》、《茅屋被秋风所破歌》、《狂夫》、《病橘》等等。这些诗作，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华夏文学圣殿中极为灿烂的珠贝。
    公元765年4月，杜甫的好友严武病故。好朋友去世了，杜甫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更重要的是他一家子从此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这样一来，杜甫再也无法在成都住下去，就于这一年的五月，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
    杜甫走了，走得那么凄凉，背着破破烂烂的行囊，牵着一脸菜色的儿子，与妻子一道，离开了这座给过他宁静、欢愉、滋养甚至是饥寒的草堂，离开了成都这座给过他温暖、给过他恬淡的城市。
    离开成都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成都，再也没有想念成都的茅屋。公元771年，也就是杜甫离开成都后的第六年，由于极度的贫困和一身疾病，这位被后世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杜甫，病死在由湘州去岳阳的风雨小船上。享年五十九岁。存诗一千四百五十余首。
    我们的诗人死得很凄惨，他死在船上，死在途中。他死的时候，天上在下雨，湘江在刮风，小小的乌蓬船，在波涛上颠簸，我们的诗人，在风雨和颠簸中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面黄肌瘦的妻儿。也许，这就是命，一生都在奔走，一生都在寻找，可是，他一直都没有抵达希望，一直都没有寻找到梦想。他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心情？不知他有没有作最后的挣扎？我想，他应该是微笑着去的，应该是欣慰地去的，因为他死在途中，死在波涛之上，这样的死法，至少给人们一个永远的行者的形象，一个始终都不愿停下脚步的浪人的形象。
    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被人翻新居住，几年后，茅屋又被人弃为荒芜的小寺。
    他离开成都的时候，心情是极其复杂的，灵魂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一家毕竟在这里居住了五年。虽然住的是茅屋，时常在漏雨，但是，他一家不再流离失所，不再餐风露宿，这茅屋，给过他和他的妻儿家的感觉。为了纪念这次离去，他特地写了一首诗，诗名叫《去蜀》：
    五载客蜀都，一年居梓州。
    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正如诗中所言，杜甫真的是把残生及整个生命交托给了在江船后追逐的白鸥了，遗下妻儿，在孤舟中随波漂流。这样的时候，他终于大彻大悟了--“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三

    杜甫离开后，浣花溪畔的草堂也逐渐破落，昔日宁静优美的景象已荡然无存，甚至是：“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的衰败样子。
    可以安慰诗圣灵魂的是，从五代至清末民初，不断有人给予修缮或重建。
    在一系列牵头修缮、修建或扩建的人当中，只有韦庄一人是诗人，其余的全部是地方官员，甚至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一子、蜀王朱椿受也参加了重修的行列，还有满人福康安也对草堂进行了修葺。
    读了这样的记载，就不能不使人动容了。诗人韦庄的修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是诗人，有一种心灵上的共通，情感上的互融。而那些历朝历代的官员们，既不是诗人的同道，又不是诗人的朋友，因此他们自觉的修缮与扩建之举，就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些官员，把杜甫遗留的草堂当成自己的祖宗祠堂一样，给予了最精心的修建。他们吏债压身，要奔忙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只要从浣花溪畔路过，都会停下脚步，不由自主地浩发千古之叹，都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修缮的决定，并且立即实施。
    千百年来，杜甫草堂，建了，又遭毁坏；毁坏了，又再一次重建。这种前赴后继的修筑，没有受谁旨意过，完全出于一种自觉与崇敬。这正如诗人韦庄所说：“思其人而成其处”。
    自北宋吕大防重建草堂，绘杜甫像于壁上，使之成为始具纪念性祠宇的雏形以来，到清宣统年间，草堂的整个布局及陈设，已近现在的格局，并在工部祠内除了立杜甫的塑像外，还新增了陆游及黄庭坚的塑像，一并供人瞻拜。
    对一处简陋的草舍，如此一代又一代不辍地修建，这无论如何是绝无仅有的。为此，我们应该把曾经修建过草堂的人名列于下，以作纪念，他们是--
    诗人韦庄，公元901年，重建了一间茅屋。
    尚书吕大防，建年不详，使草堂初具纪念雏形。
    吏部尚书张涛，公元1139年，拨款八十万重建草堂并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于碑上，共计二十六块碑。
    大监纽怜，公元1342年，扩建草堂，并修建草堂书院。
    蜀王朱椿受，公元1393年，重建草堂，并亲作了《祭杜子美文》，以示祭奠。
    巡抚都御史钟蕃、巡按御史史姚祥，于公元1500年大规模重修了杜甫草堂。
    知府邵经济，公元1537年，对杜甫草堂进行了增建。
    巡抚张时彻，公元1546年，对草堂进行了扩建。
    总督蔡毓荣，巡抚罗森，公元1671年，重建了草堂。
    杜甫后裔杜玉林，公元1772年，重修了草堂。
    总督福康安（满人），公元1811年，大规模地重建了草堂。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建。
    现存的草堂是解放后重建的。不久前，成都人在杜甫纪念馆的后院里，根据杜诗所咏，建了非常地道的川西村居式草舍。
    至此，那病卧在湘江孤舟中的杜少陵，可以含笑地去了。
    杜拾遗去了，留给我们一幅十分瘦弱的画像。他，不可能不瘦弱。他虽瘦弱，但瘦骨硬朗，目光炯炯。他逼人的目光永远扫视着这个草堂，似乎要把这个博大的世界看透，好像要把苍茫的云天看穿。
    杜甫是英年早逝的，但他留下的茅屋，却成了中国最长寿的建筑。
    杜甫是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的，可他留下的诗歌，是这个世界一大笔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阳奉阴违的几种表现形式

无论是反面的阳奉阴违，还是正面的阳奉阴违，其具体表现都是：表面念善佛，背后诅死咒。其目的都是为了名利和权势。

阳奉阴违的几种表现形式

      阳奉阴违，是个成语，呈贬义，语出中国名著《官场现行记》。阳奉阴违一词出自《官场现形记》，实属必然，绝非偶然，若是出在《春江花月夜》这样的长诗中，就奇怪了。
      阳奉阴违者，当然是弱者对强者或下属对上级采取的一种既消极又主动的法子。其表现是：表面奉承你、听从你，但在背地里，就是不按照你的意图办，就是要我行我素。
      应该说，出现阳奉阴违的言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会阳奉阴违的，只是由于难敌强者的霸道或蛮横，难拒上司的独裁和专制，处于弱势或下属者，出于某种目的和动机，在执行上司的指令时，为了保全各方的利益，就不得不采取阳奉阴违之策了。
      正如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多面性一样，阳奉阴违的表现形式也是呈现出多面性的，仔细一想，还颇有意趣。现就阳奉阴违的几种表现形式进行大致归纳，看看阳奉阴违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其一，官场上的阳奉阴违

     应该说，阳奉阴违在官场上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阳奉阴违，二是阴奉阳违。
     我先说官场上的阳奉阴违。当年的慈禧太后，独享着皇权之尊，但就是手握如此大权的慈禧，她也干着阳奉阴违的事情。比如，为了遮蔽朝野上下的耳目，她打着训练海军的旗号，名正言顺地从国库中弄出大量银子，但这些钱却没有用在海军的训练上，而是用在了扩建颐和园上了。在此事上，慈禧对祖宗遗旨、满朝文武以及天下臣民大耍了阳奉阴违的戏法。就连手握皇权的慈禧都干着阳奉阴违的事情，可见中国的阳奉阴违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另一个突出事例是，当年康熙亲率大军西征葛尔丹，为调集粮草一事，索额图等人当着康熙帝的面是满口应承、立即照办，但在背地里却一拖再拖，致使康熙的大军在漠风中忍饥挨饿、难以作战。索额图等人之所以要阳奉阴违，其目的是打算饿死康熙，好让自己的孙子早点继位。无论是慈禧还是索额图，他们的动机当然是极其卑劣无耻的，这样的阳奉阴违，主要是出于一己的私念，而这样的私念对国家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官场上的阴奉阳违，大多表现在政治对手的势均力敌间。比如，当年华国锋继位后，邓小平就对华国锋说陈锡联、纪登奎等人靠不住，华国锋老实，加之他也想依靠老帅，就听信了邓小平的话，把陈锡联、纪登奎等人搞下去了。华国锋做梦都没有想到，此举这正中了邓小平的计谋，达到了铲除华国锋政治集团的目的。在华国锋失去心腹大将而变成光杆司令后，邓小平就轻轻松松地把华国锋弄下台了。这就是典型的阴奉阳违。阴奉阳违的结果是，司计的一方最后把所有好处尽收囊中，被司计的一方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上下不如犬。

其二，朋友间的阳奉阴违

庞涓和孙膑，是同窗好友，师从鬼谷子。二人虽是朋友，但庞涓对孙膑的才能和才华始终怀恨在心。在表面上，庞涓对孙膑很好，但在背地里却大使孙膑的坏。庞涓的目的当然是要铲除孙膑，免得被他的才华给淹没了。于是，庞涓用了很多计谋来陷害孙膑，其中就用了阳奉阴违一计。好在天道向善，最后庞涓这家伙也没捞得好死。
在使用阳奉阴违一事上，宋江是最高的高手，为了招安于朝廷，居然把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姐妹的性命全搭上了。

其三，爱情里的阳奉阴违

     当年的郭沫若，在家乡沙湾，其父母为其择得一老婆，郭沫若无奈，只得服从，于是就和那小脚女人结婚了。对于父母之命的服从，是郭沫若在阳奉。他的阴违是，拔腿跑了。到了日本，郭沫若找到了心中的恋人，这日本女子为了爱情牺牲了很多。谁知，在对待这个日本女人上，郭沫若又玩弄了阴奉阳违的戏法。比如，郭沫若偷偷离开了那个日本女人和孩子回国了。回国后，在还没有与那个日本女人解除婚约的情况下，就把人家给踢了，另娶了一个中国女人。
     在婚姻这事上，郭沫若用阳奉阴违对付了自己的父母，又用阴奉阳违对付了日本女人安娜。
     我认为，郭沫若用阴奉阳违来对付安娜，很不道德，也很无耻。他的这些无耻行为，后来还体现在他的文化帮凶上。

其四，文人里的阳奉阴违

      从古至今，中国的文人，在最无奈的时候，就只有采用阳奉阴违了。文人们的阳奉阴违，当然不是要在暗地里揭竿而起，他们大多采取的是隐逸。比如：魏晋名士。
     在众多文人用隐逸的方式来实施阳奉阴违的事例中，我最佩服的是严子陵。严子陵与皇帝刘秀是好朋友，但他看不惯官场作派和黑暗，就隐逸到富春江钓鱼去了。刘秀很赏识他的才华，几度派人请他出山，他都称病以婉拒了，甚至刘秀皇帝亲自登门请他，他都用装疯卖傻之态，消极抗拒，不予顺从。严子陵用高台钓鱼的行为来抵拒朝廷的做法，就是中国文人在无可奈何之下阳奉阴违的具体体现。
     姜太翁也隐逸，也以钓鱼著称，但他的隐逸和钓鱼，是在钓名，是在钓红尘的诱惑和官场的注意，没有严子陵那样纯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五，妓女中的阳奉阴违

     李师师是名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年宋徽宗爱上了她，百般宠爱，又是给钱，又是修造金屋的。但是，李师师却不爱他。宋徽宗是皇帝，作为妓女的李师师当然是得罪不起，那就阳奉阴违吧。于是，在《水浒传》里，李师师一次次把真爱偷偷给了大帅哥燕青。
     虽然燕青出于名节的约束，没有正式接收李师师的爱，但在精神上和心灵上，李师师一次次叫宋徽宗戴了绿帽，而这个皇帝却浑然不知。
     其实，现在众多出墙的红杏，比起李师师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良家妇女在使用阳奉阴违上，比妓女还炉火纯青。

其六，收藏界的阳奉阴违

    绝代的艺术品和古玩，是古今收藏家们毕生追寻的。现在，对于艺术品和古玩的收藏，大有变味之嫌。以假充真不必说了，以次充好也不必说了，我只说说用艺术品和古玩来行贿一事。
     现在行贿，已不仅仅是送钱财了，很多人采取送艺术品和古玩。这也是典型的阴奉阳违。中央反腐倡廉，下面就阳奉阴违，不是不准送钱财吗，那就送艺术品和古玩吧，这东西属于文化的范畴，属于个人修养和品味的范畴，不是金钱，不是铜臭，表面上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在行贿。所以，现在向官员送艺术品和古玩之风，就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大凡厅局级以上的官员，有几个没有收受过别人送的艺术品和古玩呢？
     据说，现在送艺术品和古玩也被列入行贿的范畴，要给予打击，就是说送艺术品和古玩也属于犯罪了。但是，阳奉阴违者们应对的招数很多，这弄得中央好像很头疼。当然，也搞得官员们很头疼，因为他们要换着法子来阳奉阴违。

其七，利国利民的阳奉阴违

阳奉阴违，并不一定全是卑劣之举，它还是有好的时候，也就是对国家民族有好处的时候。比如，当年毛泽东把邓小平一次次搞下去，邓小平用阳奉阴违的法子，一次次向毛泽东认错，写检讨，乃是声泪俱下。
事实证明，邓小平在这时候使用的阳奉阴违，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从这个层面来说，邓小平在毛泽东那里使用的阳奉阴违，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当然，对他自己更是有好处的。

      无论是反面的阳奉阴违，还是正面的阳奉阴违，其具体表现都是：表面念善佛，背后诅死咒。其目的都是为了名利和权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谋略的国家，中华民族从来都是推崇谋略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更是一个膜拜谋略的文化。谋略的使用，能起到一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亦能在仁义、礼仪、廉耻、和善的掩护下干着杀人和起事的勾当。所以，无论英雄还是枭雄，无论官人还是村夫，无一不使用着计谋。
     西方人讲究握手，意思是表明手中没有武器。中国人惯于作揖，但作揖时的手中，往往暗藏着飞镖。

2008年8月24日于弄月斋

右派的妻子们

那场反右运动摧毁了多少夫妻与家庭，又蹂躏了多少善良无辜的女性，多少刚性右派男人在折磨中死去了，柔性的妻子却承受着丈夫的苦难，继续在专制压迫下挣扎着求活。

右派的妻子们

作者：曾伯炎

流沙河在电话里告诉我，同他住一院的刘盛亚妻子魏德芳走了，我说两月前贺车辐93岁寿诞，她与我们同席，还说了不少话呀！怎么就一撒手就去了呵！

夜不能寐，想到刘盛亚死在小凉山劳教营，妻子寡居哺养三个儿女成才，这50年的忍辱负重岁月，不容易呀，她终于到天国去寻青春时别去的刘盛亚教授了。

刘盛亚留学德国归来，以一部记实散文揭露希特勒法西斯罪恶，成为中国第一个反法西斯作家，他25岁聘为四川大学教授，当时与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共誉为神童，刘盛亚是抗战时川大迁峨眉山麓与魏德芳结婚，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成对，却被1957年反右风暴摧残了。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把胡绩伟回忆他三十年代在成都办报刊谈到同仁中有车辐的文章，拿到报社相近的省作协给车辐，办公室里就见到这位魏大姐，当她知道我是从他夫君那死亡谷归来的右派，像见到亲人似的，有一肚子苦衷欲向我倾诉，又有太多的疑问要向我打听，她那有湛蓝色的目光，还泛出她家乡峨眉的灵秀，直到我在重庆发表了《作家刘盛亚之死》，拿着这篇文字想给她一些安慰时，她才将压抑心中凄苦倾泻出来，回忆遭遇这几十年受人歧视与苛虐的困苦，有的著名剧作家是刘盛亚学生，过去还亲热地招呼她为师娘，以后一见就头一掉装着不认识了。我只能安慰她，这种故意作陌生状是涂的保护色呵！在反右中相识也会牵连呢。她是从民国社会过来，她见过那时作家文人受逼迫，别说师友，朋友也倾力救助哩！当年作家李吉人就救过上了黑名单的作家陈翔鹤，掩护他到自已乐山的嘉乐纸厂里。魏大姐还是以从前的伦理在洞察今天的社会呢，我没能说服她。现在，她去了阴国，见到盛亚先生，难免不讲这阳世的人情冷暖了。

就在魏德芳大姐住的这作家协会院落里，还活着已故评论家游藜的妻子曾参明，和已故作家杨禾的妻子胡大姐，她们都当过右派妻子20多年，都是40年代进的大学，1949年后从事文化与文学工作，曾大姐是个热情似火的性格，胡大姐却是温婉如水的天性，她俩的右派丈夫在受苦时，皆不离不弃，受到他俩全身心阿护，虽然暗地也受到准右派的待遇，干事比别人多，拿钱比别人少，却无怨无悔地夫唱妇随，以自己受歧视的心作试剂，去洞察文人们的清白与污浊，我看见曾大姐破口大骂院子里文革中出卖她右派丈夫的痞子，还不许子女上痞子的门，但是对她的干几子作家诗人廖亦武，一口呼一个幺几，仿佛是她亲生亲养的，小廖从狱中出来，处境艰难，她这老娘的亲情依然不改。而胡大姐性格内敛，80岁了，仍然保持着闺秀淑女的风度，每次见到她，我会联想到章贻和书中写的那些知识妇女，现在是快绝代了。

在这些老大姐中，还有一位右派妻子萧青还留在我脑海里，她长期做报刊文艺编辑，她和她右派丈夫苏定生还与我在一个甑子舀饭，苏定生在成都日报打成右派被监督劳动改造时，萧青也在这报社任编辑，为了一对儿女，她不能不在上方的冷眼与下方的热骂中屈辱生存，不仅不得不向丈夫表示划清界线，还将儿女的苏姓改为外婆的刘姓，以图减轻社会对儿女的歧视压力，在顾到儿女难顾到丈夫的两难中，右派丈夫受不过压迫，很早就夭亡了，他是很有文化与才干的记者，他在眉山报道的黄香芹事件，曾是五十年代反官僚主义的典型新闻，反右运动也是一次劣币淘汰优币的运动呵！1979年春天，我骑车正去上班，有个女高音在人行道上呼叫我，我跳下车一看，这不是萧青大姐吗？年轻时，她唱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的嗓子依然清亮哩！她问我回来上班了吗？我说已两个月了，她脱口说：好！好！好！一连说了一串的好。当我与她分手时，想到她一定想到己死无法归来的丈夫苏定生，在她心里一定涌出：苦！苦！昔！呵！这以后，她在《青年作家》时还向我约过稿，没多久，这苦命的文艺编辑也洒手而去，到阴国去向丈夫说自己怎么含辛茹苦把儿女哺养成人了。

我认识的成都右派的妻子中，还有一位音乐学院教琵琶的教授韩淑德，她与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张正修结婚才一年，张正修就划成右派去劳教了，那时，她还是助教，涉世不深不知深浅的天真，以及她外向型开放性格，在校中获得一个"韩莽子"外号，这莽性促她困难的饥饿年月跑到劳教营去率要丈夫，与那些狱官狱吏们辩论，认为丈夫解除劳教就应回家与家人团聚，更令人惊异的是，也在这劳教营里的资深编辑汪岗来对韩淑德说，我们这些囚徒已久不闻丝竹之音了，给我们开一个独奏音乐会吧？韩淑德一口答应下来，竟在右派们劳教工棚里，演奏了一曲又一曲的琵琶古曲，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这位右派的妻子只讲亲情、同情与人情，是多么难能可贵呵！饥馑年月后期，她硬把丈夫率回家，成都入不了户，就把户口挂在新都马家公社，见到我时，还鼓励我挣扎出来同她丈夫一起谋生，就是去养几只鹅也要糊口过日子，她说人家农民养两只鹅提到城里也换回一部自行车哩！那时，自行车在人们心中相当于今日的汽车。但是在饥饿煎熬下，认为鹅更重要了。后来，我回到单位了，韩淑德见我单身，又积极为我托人找对象，还为我做起红娘，就是这样纯真透明的人，在反右运动后，被置于异类贱类中受虐受苦，人们在为右派们鸣冤时，不应为他们的妻子们叫屈吗？

30年前，鲁彦周在他《天云山传奇》里写过一位在雪地里拖着重病的右派去治病的妻子，催人泪下。那场反右运动摧毁了多少夫妻与家庭，又蹂躏了多少善良无辜的女性，多少刚性右派男人在折磨中死去了，柔性的妻子却承受着丈夫的苦难，继续在专制压迫下挣扎着求活，就是我走笔时，还有一个年近八旬的曾昭英，她也是右派周居正的妻子，周是从国民政府重庆渣滓洞与《红岩》作者罗广斌一同越狱的，打为右派劳教后，也同林昭一样在文革中以冤案被杀，至今未平反，其妻仍在上访无门的困苦中，右派妻子们的冤苦，仍在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折磨中呵！

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它来自于一场暴雨，来自于无数次的闪电和雷鸣。这秋天来得有点先声夺人，有点轰轰烈烈，有点蛮横，有点霸气。

秋天来了

前些天的一场雨，下得真是猛烈，好像是对这座城市有深仇大恨似的，密密实实地、恶狠狠地从九天之上射击下来，大有乱箭穿心和枪林弹雨的恐怖意味——狂风在怒吼，闪电在痉挛，惊雷在爆炸，弹雨在横飞，乌云在咆哮，一时间，真是有一种几十万苏联红军在猛烈地攻克柏林的样子。

被弹雨射击的城市，人在疯逃，车在狂弛，水花在乱溅，污水在横流，整个城市被暴雨敲打得格外萎靡，格外沉默。往日的霓虹，不再热闹，不再妖艳，在风雨中凄清地红着、绿着，似在抽泣，似在呼唤；那经历了无数风雨的1936年的爱情，似乎也在这一刻突现了土崩瓦解之势。所有的眼睛都在尽量挤出时间来巴望着天空，那眼神布满了乞求，似在一次次地哀诉：停了吧，雨！

好大的雨，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在这一天一夜里，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遏制，所有的躁动到得到了平息，就连唠叨了整整一个夏天的蝉儿们，全都闭上了那张臭嘴，不知隐匿到了一个什么角落。

原以为这一场暴雨会将城市里的那些树全都射死，或者，射得犹如那些穿满弹孔的旗帜，但是，待暴雨停后，这才发现，它们不仅没被射死，甚至更加地浓绿，更加地蓬勃。

雨停了。这雨，终于把猖狂了整整一个夏天的酷热打压了下去。随之而来的，是习习的凉风，是柔和的阳光，是宜人的空气。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哦，秋天来了。

是的呵，秋天来了，它来自于一场暴雨，来自于无数次的闪电和雷鸣。这秋天来得有点先声夺人，有点轰轰烈烈，有点蛮横，有点霸气。而这个夏天，结束于一场乱云飞渡，结束于一场狂风暴雨。这个夏天逝去了，逝去得悲壮而惨烈，就像项羽，即便是落荒而死，也要死得壮怀激烈，也要死得有声有色，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席卷天地的身影。

这一场暴雨，成了夏季和秋季的分界线，在雨的那边，是酷热难耐的夏季；在雨的这边，是天高云淡的秋季。上天用了这样一道别样的雨帘子，截然地分开了两个季节。这座城市里的近千万人，无一遗留地全都穿过了这道雨做的帘子，从酷热的夏天走进了凉爽的秋季，人们心头残留的炎热，正一缕一缕地被凉爽的秋风拂去。

这是一场雄性十足的暴雨，它让这个夏季逝去得犹如英雄，犹如好汉；它又使得这个秋季来得好似豪杰，好似勇士。因此我想，如果没有这样一场狂风暴雨，这个夏季将逝去得非常无聊，非常孤寂，而这个秋天，将来得十分低调，十分寒碜，十分黯淡。但是，在这个夏季和秋季的分界线上，毕竟有了这样一场狂风暴雨，毕竟有了这样一场雷鸣电闪，这就使得这个夏天结束得不再平庸，也使得这个秋季开始得不再寂寞。

这一场暴雨，使这个夏季有了粗壮的豹尾，也让这个秋季有了气势不凡的虎头，在这豹尾和虎头之间，2006年秋天的爱情会是什么样子？2006年秋天的人生，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许，没人说得清楚，人们只知道，秋天来了，所有的人和这座城市又增加了一岁，或者，全都减少了一段光阴，告别了一段生命。